这是意大利人ale（本名Alessandro Ceschi，中文名“亚历”）与中国产生连接的第十年。
2014年8月，21岁的亚历作为体育记者，来南京报道第二届青奥会。那是他第一次来到东方，也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中国。在短暂的7天时间里，他结识了许多热情洋溢、充满了许多活力的志愿者，感受到内心深处探索自己、探索世界、跟世界连接的渴望。此后两年，于他而言，中国成为一场模糊的梦境。
2016年，亚历在罗马读完传媒专业本科，在一家牙医诊所上了一个月班，随即成为“每五个意大利年轻人中失业的那一个”。他一边陷入对未来的迷茫，一边又拒绝进入一眼就望到头的人生。偶然间，他在《经济学人》杂志网站上读到一篇讲述中国电影市场蒸蒸日上的报道。“要不就，去中国做电影？”于是，他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踏上第二次前往中国的航班，从此与这个东方国度深度结缘。
在中国生活的6年，亚历从零开始学中文，并用自己的方式理解中国。他在北京、河北、上海、海口、青岛等地待过，也做过形形的工作——导演、模特、留学机构老师、剧组群演、翻译、剪辑助理……2020年，他以ale为名开始用中文写作，并陆续在豆瓣及一些中文媒体上发表。
前段时间，他用中文写作的新书《我用中了场梦》出版。他试图呈现这6年时间里自己与这片土地的复杂相处。他觉得，出书就像给自己23岁大学毕业到30岁这段人生做一个交代。“一个赛季结束了。我可以跟这段生活告别，继续往前，想一想后面的事情怎么安排。”
大多数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或许都怀揣和亚历相似的目的：一张充满可能性、可以从零开始书写的白纸。
在中国，没人了解亚历的过去，也没多少人真正在意他的未来。“你可以脱下旧身份的负担，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他写道。
然而，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获得一个全新身份，意味着此前亚历所习得的各种生活常识、经验、语言和行为习惯，都得推翻、重建。
可以说，亚历融入得还不错。他通过看《欢乐颂》学习中文，靠白酒和翻译软件交朋友；试着用中文发社交平台，尝试用口语表达幽默感；逐渐接受热水，也跟出租车司机聊意大利足球和房价。
在北京时，他像一个城市中的游荡者：去朝阳公园踢球，去亮马桥吃比萨，在胡同里跟人畅聊诗歌和电影，去知春路做按摩，去非营利机构做心理志愿者……他逐渐习惯于在不同环境、不同身份之间不停切换。
在无数可能性中，亚历也在尝试着给自己找到更明确的方向。在中国的头几年，这个方向是做电影。
2018年，中国电影的快速成长肉眼可见。那也是亚历在中国电影院观影体验最丰富的一年。他相信，中国电影和世界接轨是必然的。
“演戏——外国人在中国的零门槛事业”，亚历粗略计算，算上学生剧组，自己一共待过几十个剧组。他曾在北京寒冷的清晨饰演马可·波罗，也演过海边的绝症患者、苏联时期的宇航员、抗美援朝时期的美国大兵。此外，他还曾参与CCTV纪录片频道某档意大利语节目的翻译、剪辑工作。
学校的电影氛围也感染了亚历。他在书中写出自己的观察：“想要进入电影行业的年轻人有一种坚强的毅力，还有一套信仰：睡前读塔可夫斯基、定期去电影资料馆、通宵拍片，对他们来说这代表通往好作品的必经之路。”亚历珍惜这种创作的热情，以及人人通过努力能决定自己的未来的信念。
这份珍惜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电影学院跟同学们一起拍东西，剧组所有人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努力，任何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无论你来自什么地方。很多时候，亚历会觉得，自己属于这里，是“自己人”。
虽然意大利的文化很丰富、很神圣，但亚历觉得，它缺乏活力，没太多发生变革的可能性，年轻人在其中很难做事。比如电影行业，“每年就拍那么十几部电影，一些大的资源都是留给那些资历深的老导演的。在罗马有很多像我一样想做电影的同龄人，进入这个行业很难，只能跟着这些‘老人’求得一点点生存空间”。
反观中国电影，它处于一个充满着探索与可能性的阶段。“一切与意大利或者欧洲有关系的东西都属于过去，我有一种我生活的所有可能只能发生在中国的感觉，因为这里才有变化，才有发展，才有对新事物的包容度。”亚历说。
然而，被这片土地全然接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来到中国不久，亚历很快就意识到：“外国人的生活体验相当分裂：一会儿享受超国民政策的优待，一会儿连普通消费的人都不如，购物出行都有阻碍。”酒店住宿、网购进口商品……生活的种种区别对待都在时刻提醒着他，他不是自己人。中国人赋予他们另一种更为轻松、戏谑的称呼——“老外”。
外国人的身份，让亚历在全国各地都得到了特殊的招待、热情的问候；但无形的文化和精神隔阂，依然存在。
在头5年里，几乎没人问过他如何过节。在中国过的第一个春节，他没有一点参与感——北京就像一座空城，他坐公交车到五道口，只找到一家为数不多还在开着的连锁韩国餐厅。
亚历说过，在中国，可以靠英语生存，但需要用中文生活。后者他能做到，却难以表达自己的幽默感。有时他会在社交场合中尝试讲笑话，却造成冷场。谈论一些具体问题时，中国朋友会下意识地与他保持距离——“外国人的身份有点太重了，会很难让对方自然、自在地和你交流，涉及的话题范围也非常有限”。
有一次，他跟一个中国女生在地铁站告别后各回各家，女生给他发来信息：“你好像不是很像个意大利人。“亚历猜测，或许对方期待告别时来一个拥抱或者吻别。
很多中国人对意大利的印象来自《教父》《我的天才女友》等知名影视剧，觉得意大利人都很热情，也会对亚历有类似预设和期待。亚历说，这些影视剧大多拍摄的是意大利南方，而自己是个北方人。
亚历也不再是个“纯种”意大利人。去年，他时隔4年回到意大利，高中同学说他说的是带口音的中式意大利语；他也对很多熟悉的东西产生了距离感，“这个距离是我带着一种中国思维去看待事情（而产生的）”。
他跟一些在意大利生活的中国读者见面，和高中同学相比，他反而更能体会到这些中国人的微妙感受。“我被夹在中间的一处灰色地带，似乎摸不清自己是谁了。”
5年，是外国人在华生活的分水岭。每一个在中国待了5年左右的“老外”，都会开始思考自己的去留问题。
为什么是5年？“对于很多人来讲，5年相当于读书三四年，加上工作一两年，这一段时间足够让人体验这里的生活是啥样子，给予我们充分的做决定的因素。你大概知道，自己是不是想要逐步跟它发生更深远的联系，是在这里定下来，或者离开。”亚历说。
2021年春天的亚历，同样面临着这个关口。他的生活陷入某种停滞状态，在中国认识的很多意大利人纷纷回国；老家的亲戚好友也都陆续迈入人生的下一阶段。只有他，似乎一无所获，甚至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走。离开还是留下，这是个问题。
当时，国内新冠疫情趋于稳定，国外则愈加严重。他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他们这些外国人的不欢迎态度。有一天，他坐在小县城的麦当劳里，想到自己二十出头时预想的那个“所有人相互理解、相互接纳”的世界好像并没有实现。面对着电脑，他突然哭了。
2021年8月，出于偶然的机会，他从北京搬到上海。在上海居住的半年时间里，他重新建立起崩塌的生活秩序。几乎同一时期，他在豆瓣上写的日记，有了一些反馈。他开始觉得，自己得到了接纳，而不单单是一个局外人。在记录当下、与他人形成共鸣及连接的过程中，亚历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在上海，他发起了一个“写作俱乐部”活动，地点在他的住处，时间是每周三晚，活动规则只有两条：“必须带上自己的作品；没有作品，带一瓶酒。”每周三晚上，总有一些朋友来到他家，卸下社会身份的重担，单纯分享自己的作品，以及美食、美酒。
在写作俱乐部里，来客不一定做自我介绍，也没人在乎你的社会身份。主人亚历需要做的，只是给一些可爱的人倒酒，倾听他们讲自己的事情。
2021年秋，每周三晚上，亚历家里会举办一场写作俱乐部活动。（图/卓刘 绘）
上海的城市空间，拉近了人与人之间在地理和心理上的距离。对亚历而言，写作俱乐部帮他恢复了一种“失去已久的正常”，给了他莫大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写作是我的母语，电影算是外语……前者是几乎与生俱来的表达习惯，后者是后天学的。”在电影圈的外围游荡了一圈，亚历回到了自己最初的表达方式——写作。“虽然是用中文，但我好像找到了一个自己的声音和自己觉得比较自然的表达。”写作对他来说，是一种回归。
今年5月，他结束了一年半的各国旅居生活，回到中国。这是他第一次跟别人说“回中国”，以前都是说“去中国”。亚历说，关于“自己人”还是“局外人”的问题，他更有底气了，不再需要任何人去肯定，他自己明白就行。
此时此刻，他正在意大利的家中。他想写一本书，用一种中文的视角、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再次观察意大利——这个自己曾经最熟悉，如今又变得有点生疏的国家。
《我用中了场梦》一书，按照亚历来到中国的时间线，分成上下两部分。很多读者觉得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写得更精到、更有趣。亚历解释道，后半部分对应的时期，他的中文思维已经很成熟，因此他用中文表达对于那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感受，更熟练、更有深度，表达也更贴切；而前半部分，很多事情他只能用意大利语、英语或者格外的简单的中文去体验，思维就会有局限。
亚历用摄影来打比方：图片像素越高，能捕捉到的细节就越多。“这也是语言的魅力，它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维度体验世界。书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因为对语言的熟练程度不同，我看到了不同的中国。同样地，现在我如果用一种中文思维去看待意大利，它会是一个不一样的意大利，我观察到的东西绝对是不一样的。”亚历说。
2023年，亚历在新朋友唐先生家过年，之后去了重庆武隆边上的乡村，在朋友家感受到了节日的尾声。（图/刘水 摄）
一个失业的外国人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呢？何时外国人在中国能做最底层的工作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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