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空军一边自力更生，坚持自主研制；一边开放合作，引入外技，俄罗斯的苏-27战机便是其成果。
苏-27极大地补齐了我国空军的短板，昔日的弱点一一补全，实现了从落后到先进的飞跃。
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综合国力上虽已取得显著的飞跃，然而由于历史遗留的问题与经济、技术的多重制约，我们的航空装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显得相形见绌，代差明显。
此时，西方国家的空军装备已普及第三代先进战机，而我国的空军主力仍是第二代战机。
1989年，中苏关系历经风雨后终告复苏，开启了新的军事合作的大门，为我国航空武器系统的现代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然而，关于前进的路径到底是引进先进的技术还是坚持自主研发，在军中及政界引起了激烈的辩论。
主张引进外国战机的一方，坚称当前我国空军装备的落后状况迫切地需要通过引进先进的第三代战机来快速弥补。
另一种观点指出，直接购买外国战机虽能迅速弥补空军力量的不足，但这样做的代价过大，不仅涉及巨额的资金支出，更关键的是会使我们在战略上受制于人。
历史上不乏前车之鉴，如20世纪60年代苏联撤走专家，我们的科技与军事建设受到了极大的冲击；80年代末，美国在“八二工程”中单方面撤回，使我们蒙受了不小的损失；再如，阿根廷在马岛之战中，因法国切断导弹供应而战略失利。
支持者认为，应该在引进一部分先进外国战机和技术的同时，加快国产战机的研发。
这样不但可以短期内提升空军的作战能力，同时通过消化吸收外来技术，加速本土航空技术的成熟，真正的完成技术自主。
的决定是，在坚守自力更生的同时，必须审慎引进一些关键的先进技术。
这种引进不是单纯的购买或仿制，而是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和本土化改进，真正将外来技术转化为我国的竞争优势。
这种决策的深远影响是明显的，它不仅解决了当前的燃眉之急，也为我国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时的国际环境虽复杂多变，但中国仍旧不懈地向西方国家伸出了购买先进军用产品和技术的橄榄枝，希望借此提升国防实力。
然而，尽管接触频繁，真正达成协议的却少之又少，不少因政治风云突变而流产。
迈入90年代，中国空军在战略考量下，决定从俄罗斯引进苏-27战斗机，希望借此迈出提升空中作战能力的关键一步。
坚持的“两条腿走路”方针，也在此时体现得淋漓尽致——既引进俄罗斯的先进战机，同时也积极地推进国内战机的研发。
这一时期 “906工程”和“十一号工程”，虽因苏联解体一度面临中断的危机，但俄罗斯的继任政府还是选了继续履行合同，使得这些项目得以起死回生，成为中俄军事合作的典范。
1990年9月17日，一个由多位中国高级将领组成的军事代表团，走进了坐落在莫斯科城外的库宾卡空军基地。
虽然苏联政府原本只愿意出售性能相对逊色的米格-29，但中国方面坚持要求购买更为先进的苏-27。
虽非西方的数字电传先进，却远超米格-29的传统液压操控系统，具有更为显著的战术优势。
一开始，苏联对中国的这一要求颇为抵触，甚至不允许中国代表团近距离观察苏-27。
但随后，经过中国的亲自干预和多轮外交努力，苏共政治局最终决定打破常规，同意向中国出售苏-27战机。
当苏联决策层坐到谈判桌前，他们又在想是否应遵循旧有惯例，向中国出售技术降级的苏-27战斗机。
试图以“简化版”的苏-27来糊弄中国，这对于充斥着机智与谋略的中国军事代表团来说，显然是个不够尊重的提议。
谈判桌上，双方代表你来我往，争论不休，时而声音高涨，时而低声密谈，场面一度显得颇为紧张。
然而，随着双方逐渐让步，最终在12月28日，一纸协议在北京签署，中国成功购得24架苏-27SK单座战斗机及苏-27双座教练机。
值得一提的是，这批战机的技术规格，与苏联自用型号保持一致，没有一点削减，这在苏-27的出口历史上尚属首次。
合同中约定的70%货款通过易货交易支付，显示了中国在谈判中展现的经济与政治策略的成熟。
1990年12月，苏方代表团抵达中国，双方代表团成员几乎不眠不休地进行了三天两夜的连续谈判。
在这期间，他们甚至乘坐专机前往深圳考察，连在飞机上和从广州前往深圳的火车上的路途，也成了他们辩论与筹划的场所。
在价格方面，苏方最初坚持苏-27的高价，将其与美国的F-15战斗机相提并论，主张每架不少于5000万美元。
但在激烈的价格谈判后，经过双方高层的审慎评估与调整，最终定下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较为贴切”的价格。
苏联末任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以空军总司令的身份，率领一行包括国防部与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高级代表团，风尘仆仆来到北京，商讨将苏-27战斗机卖给中国的大事。
彼时，中苏关系刚刚解冻，两国的官员在相隔整整二十余载之后重新坐到一起，难免有些生疏与拘谨。
开宴之前，一位阿尔巴特军区的首长，便向中国的接待人员豪气干云地宣称：“如果是点不着的酒就不要端上来了，那不是男子汉该喝的东西。”
这从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掌阿尔巴特军区时代便已开始，他们总以为先在酒桌上征服对手，是赢得谈判心理优势的第一步，这一传统似乎成了某种奇特的外交礼仪。
俄方代表团总喜欢在正式的场合要求端上高度数的烧酒，一饮而尽，以此震慑东道主。
尽管各国不乏爱酒如命之辈，但真正能够与俄罗斯人一较高下的，终究是凤毛麟角。
此次宴会上，中国代表团安排了一位外表不起眼的空军大校担任“酒司令”，他身材瘦削，似乎风一吹就能倒，让苏联宾客误以为中国方面是在节省珍贵的茅台酒。
然而，这位看似单薄的大校却有着不为人知的饮酒本领，他最擅长的竟是将白酒与啤酒混合饮用，痛快淋漓地一口气干掉，令在座的俄罗斯将军们都吓得目瞪口呆。
俄国人能喝是能喝，但即便是他们，把伏特加和啤酒混合在一起喝也是得要了半条命的。
接下来的谈判中，中方明显就占据了优势，先前那些声音洪亮的苏联将军，此时也是被喝怕了。
在这种环境中，叶利钦这位新俄罗斯的总统，承诺继续履行向中国出售苏-27的协议。
首批12架苏-27战斗机，包括8架SK单座型和4架UBK双座教练型，从后贝加尔边疆区的吉达机场起飞，飞越宽阔的蒙古领空，于当日上午10时15分安全降落在中国安徽的芜湖空军基地。
此后不久的1992年11月25日，剩余的12架苏-27SK单座型战机也同样从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的机场直接飞抵芜湖。
至此，空军郑重进入了“苏-27时代”，仅仅比苏联自己装备此型战机晚了短短七年。
蒙古与美国的暧昧关系令俄罗斯措手不及，面对蒙古提出的20万美元“过境费”，俄方感到意外又无奈。
蒙古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很可能是某些国家在幕后推波助澜，试图阻挠中国空军实力的提升。
二十世纪末，中国空军在苏-27战机带来的卓越表现之后，提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构想——引进苏-27的生产技术。
彼时，中国是全盘吸收苏联的飞机、发动机和各种配套设施，甚至原材料和生产工艺。
谈判自1994年春节后不久在北京拉开帷幕，经过一年多轮密集的磋商，终于在1995年2月的一田，双方代表在莫斯科签署了这一历史性的总合同。
那一年，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战机歼-10首飞成功，紧接着，由中俄军事合作引进并在中国组装的苏-27，也即后来被命名为歼-11的飞机，同样腾空而起。
这两架飞机的成功首飞，不仅象征着中国空军实力的飞速提升，更标志着中国在全球军事航空领域从追随者逐渐转变为领跑者。
从依赖到自主，从跟随到并行，中国用一种近乎诗意的姿态，步入了世界三代战机的先进行列，以一种几乎能称之为“从容不迫”的态度，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崛起大国的决心与能力。
蒙古国说，过路费是20万美元，这样他们有货从中国过，也是一样收费，大家都不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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